我手上有一桩新闻想要通报给贵社。这绝对是一件爆炸性的新闻。前天下午，后城区公园发生了一桩命案。一男一女在喷泉旁的长椅上被杀死。他们是被勒死的，你们可以去查看他们脖子上的伤痕。男子身上有被捆绑过的痕迹，凶手势必先绑住了男子。女性的死亡时间早于男性，凶手让男子眼睁睁看着自己勒死了女性死者，然后才用同样手法勒死了他。手法极其残忍。长椅后面的泥地里留下了脚印，但是这段脚印很快就断掉了，并不能提供太多信息。凶器是一段麻绳，和捆绑男性死者使用的是同种麻绳，这两段麻绳被当场烧掉了，现场还可以找到烧完的残渣。
而凶手就是我。
我为什么要杀死这两人呢？说实话我自己也不清楚。大多数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。在我十六岁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我从家里二楼的阳台上跳了下去。那是一个艳阳天，安静的午后，我在地面上因为双腿的疼痛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才被人发现送去医院。
我那时候为什么想要从阳台跳下去呢？时至今日，对于当天的一切，我反复思考了很多，我一遍遍地试图去推演当时我的内心想法。
那时候，我站在阳台上，干了一件很神圣的事情。很多人都曾经站在阳台上幻想自己跳下去，但是从没有一个人真的跳下去过。难道不可以跳下去吗？难道冥冥中有什么自然的限制吗？不可能。为了打破这种注定，必须有人跳下去。我就跳下去了。
我的一生，建立在十六岁的这次选择上。我干的很多事情，与在那个午后从阳台上跳下去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。包括这次杀死两个人。
说太多自己的事情可能不是太礼貌。不说我自己了，我们谈回这件事上来。以下是我的要求：
我要求贵社，在次日也就是四月二日的聚光灯日报头版头条，刊登此信全文。
否则，我将会再犯下一案。
空集
4月1日
两封信读完，陈继明把信扔回桌子。大家仿佛都松了一口气似的，纷纷调换了姿势。朱临海后仰瘫倒在座椅上，三个记者抬头看着陈继明，张启东把目光移到桌子上的信上。空气仿佛被释放了一部分，房间的气压变低了一般。
“几个记者都到齐了，可以问问题了吗？”张启东对朱临海说。
朱临海失去了语言，用手撑着额头，看着桌面点点头。
“这封信第一次寄过来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没有按照写信人的要求刊登？”
“因为这一封信上所说的案件，事实上我们报纸已经刊登过了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桩纯粹的恶作剧。”
一个记者走过来，拿出四月一日的信，指出里面的一行字。
“你看。”记者指着上面的字，念到，“‘前天下午，后城区花园发生了一桩命案。’前天下午的事情，隔了一天应该人尽皆知，况且我们报社不可能在第一天错过这种事情。这个案件我们记得很清楚，是在发生的第二天就进行了报道。公园里还有记者现场采访。”
